韬略驭金价值分析_韬略emc
1.小学生的名言名句
2.《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人物及主要事迹
3.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有哪些战术?
4.曹操的性格
5.曹操是英雄的理由
6.曹操功绩
小学生的名言名句
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
2、灾难是真理的第一程。——拜伦
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彝
4、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子夏
5、以勇敢的胸膛面对逆境。——贺拉斯
6、青春岂不惜,行乐非所欲。——文天祥
7、勇气通往天堂,怯懦通往地狱。——塞内加
8、立志宜思真品格,读书须尽苦功夫。——阮元
9、逆运不就是性格的试金石吗?——巴尔扎克
10、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铜匙。——列夫托尔斯泰
11、耐心和持久胜过激烈和狂热。——拉·封丹
12、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3、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朱熹
14、不要慨叹生活的痛苦!慨叹是弱者。——高尔基
15、憨厚朴实有碍事业的成功。——约翰·克拉克
16、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
17、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列夫托尔斯泰
18、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杜甫
19、韬略终须建新国,奋发还得读良书。——郭沫若
20、饱食、暖衣而无书教,则近于禽兽。——孟子
21、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陆游
22、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暴十寒。——郭沫若
23、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24、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李若禅
25、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26、读书对于智慧也像体操对于身体一样。——爱迪生
27、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马克思
28、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
29、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雷锋
30、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
31、书籍是朋友,虽然没有热情,但是非常忠实——雨果
32、我没有别的东西奉献,唯有辛劳泪水和血汗。——丘吉尔
33、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爱迪生
34、浪费时间是所有支出中最奢侈及最昂贵的。——富兰克林
35、书本上的知识而外,尚须从生活的人生中获得知识。——茅盾
36、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37、生命如同寓言,其价值不在与长短,而在与内容。——塞涅卡
38、任何一项劳动都是崇高的,崇高的事业只有劳动。——卡莱尔
39、坚强的信念能赢得强者的心,并使他们变得更坚强。——白哲特
40、智慧与教育之间的区别是,智慧会让你过上舒适的生活。——佚名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人物及主要事迹
历史人物及主要事迹
NO.1 朱元璋
朱元璋,即明太祖。明朝开国皇帝(1368~1398年在位),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字国瑞。洪武元年(1368)正月,即皇帝位,立国号大明,建都应天。设大都督府(1380年改为五军都督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由皇帝亲掌兵权。实行卫所制,自京师至郡县要地设卫置所。从是时起,朱元璋运筹帷幄,以攻抚兼施之策,进行了长达22年的明初统一战争。五月,亲至汴梁(今河南开封)督战。八月,明军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旋挥师西向,逐步平定西北。又遣师南下,相继平定福建、两广。继而多次发兵征漠北。四年,遣军入川,灭夏国。十五年,发兵取云南。二十年,平辽东。至二十二年,基本统一全国。在此期间,颁行军律,整顿屯田,筑城备倭,并在全国建立都司、卫所制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1398年6月24日)病卒,终年71岁。朱元璋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善于驾驭战争,掌握主动权。在群雄对峙中,巧择战机,各个击破。每战持重用兵,力避两面受敌,并适时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注重招贤纳士,广采众议,严格治军,完善军制,练兵育将,强调将领要识、谋、仁、勇兼备。主张寓兵于农,且耕且战,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其军事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NO.2 半人半神-孔子
孔子是最具国际影响的中国人。他希望当时分裂的中国能重视出现统一
强大的中央权力,主张上层阶级以礼、仁政、德行来维持统治,全体人应
遵从忠于天子、孝顺父母、友德朋友的信条,妇女应对丈夫忠贞服从。但
他未能把他理想与理论变成现实。为推广学说,也曾周游列国。
在他死后七百年,汉武帝正式把他的学说奉为唯一的官方学说。
自此,历代帝王纷纷效法。到公元7世纪,唐朝大
兴孔庙,孔子被奉为半人半神的圣人。这种习俗沿袭约一千三百年。
NO.3 精忠报国-岳飞
岳飞简介:1103~1142 南宋名将 ,军事家。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
南)人。抗金名将,曾率领岳家军,参加抗击金军,同时又是两宋以来最年轻的建节封侯者,
主要成就有收复建康府,收复襄阳六郡,连结河朔之谋等
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宋史·岳飞传》)著称。常能以少
胜众。金军叹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NO.4 旷世奇才-李白
也该有个文学界的风流人物了~
李白, 字太白, 号青莲居士, 是我国唐代的伟大诗人. 其诗风雄奇豪放,
想像丰富, 语言流转自然, 音律和谐多变. 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
养私素材, 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 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
的新高峰.与杜甫并称“李杜”。
NO.5 民族英雄-林则徐
林则徐官场40载,行迹踏遍14省,统兵40万,到头来仍两袖清风,一贫
如洗,正如晚年他在《自定分析家产书》中所述:“田地家产折价三百银
有零”,“况目下均无现银可分!”实在令人可钦、可佩!所有这些,正
如他故居厅堂悬挂的那幅亲笔所书的格言所示: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NO.6 足智多谋-诸葛亮
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千古良相”的典范。为完成统
一中原,兴复汉室的大业,先后五次进攻魏国,在治国、治军等方面发挥
了非凡的才能,是以民用其力,百姓不忿;又推演兵法,作“八阵图”,
造损益连弩、木牛流马,与名将司马懿、张郃等交锋,屡操胜算,最后一
次北伐时采取分兵屯田之策,与司马懿大军相持百余日,但不幸因积劳成
疾而逝世,享年五十四岁,谥曰忠武侯。
NO.7 万世一君-秦始皇
在中国古代君王中,最负国际声誉的当推汉武帝。在西方人看来,他是
古代中国巅峰状态的万世一君,是中国最有作为的帝王。他敬奉儒学为官
方学说,强化了中央集权体制。他扩疆开土,征服长江以南大片土地与朝
鲜一部分,并打开了在中西交流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丝绸之路"。他使中华
帝国达到了同期罗马帝国的强盛程度。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他堪称中国的
凯撒、亚历山大或屋大维。
NO.8 一代名将-李牧
他的赫赫功业是对匈奴的战绩上,李牧是赵国人,赵国一直受匈奴威胁
。赵军屡败于匈奴,以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知耻而后勇。赵军从装备和
作战方式上高度学习匈奴,建立了让六国震惊的骑兵部队。李牧真正意义
上的与匈奴一战只有一次,但仅仅是这一次,就打的匈奴几乎十年不敢南
下。
NO.9 西楚霸王-项羽
项羽少有大志,力能举鼎,自言:“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
又有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京剧《辕门射戟》中,吕布有一段摇板转
二六的唱段,第一句是“将军休要逞刚强,刚强怎比楚霸王。”可见连吕
布都敬畏项羽。他仅以八千江东子弟兵起事,后拥兵数十万,号称“西楚
霸王”,先灭秦,后与刘邦争天下,败于九里山前,终于乌江自刎,却留
下一段霸王别姬的千古佳话。可称得上既有英雄之气,又有儿女深情,算
得上风流人物。
NO.10 略不世出-韩信
韩信年少时父母双亡,家道贫寒,却刻苦读书,熟演兵法,怀安邦定国
之抱负。苦于生计无着,于不得已时,在熟人家里吃口闲饭,有时也到淮
水边上钓鱼换钱,屡屡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和冷遇。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五月,韩信派人修复刘邦进入汉中时烧毁的栈
道,迷惑雍王章邯,自己却率军悄悄沿南郑故道东出陈仓,大败章邯军,
一举拿下了关中地区,使刘邦得以还定三秦。
10个历史事件或者历史故事
1.老马识途
公元前663年,齐桓公应燕国的要求,出兵攻打入侵燕国的山戎,相国管仲和大夫隰朋随同前往。齐军是春天出征的,到凯旋而归时已是冬天,草木变了样。大军在崇山峻岭的一个山谷里转来转去,最后迷了路,再也找不到归路;虽然派出多批探子去探路,但仍然弄不清楚该从哪里走出山谷。时间一长,军队的给养发生困难。情况非常危急,再不找到出路,大军就会困死在这里。管仲思索了好久,有了一个设想:既然狗离家很远也能寻回家去,那么军中的马尤其是老马,也会有认识路途的本领。于是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我认为老马有认路的本领,可以利用它在前面领路,带引大军出山谷。”齐桓公同意试试看。管仲立即挑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它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也真奇怪,这些老马都毫不犹豫地朝一个方向行进。大军就紧跟着它们东走西走、最后终于走出山谷,找到了回齐国的大路。
2.祖逖闻鸡起舞
祖逖曾和幼时的好友刘琨一起担任司州主簿。他与刘琨感情深厚,不仅常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而且还有着共同的远大理想:建功立业,复兴晋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一次,半夜里祖逖在睡梦中听到公鸡的鸣叫声,他一脚把刘琨踢醒,对他说:“你听见鸡叫了吗?”刘琨说:“半夜听见鸡叫不吉利。”“我偏不这样想,咱们干脆以后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如何?”刘琨欣然同意。
于是,他们每天鸡叫后就起床练剑,剑光飞舞,剑声铿锵。春去冬来,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和训练,他们终于成为了能文能武的全才,既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又能带兵打胜仗。
3.班超投笔从戎
汉明帝永平五年,班超的哥哥班固受朝廷征召前往担任校书郎,班超便和母亲一起随哥哥来到洛阳。因为家中贫寒,他常常受官府所雇以抄书来谋生糊口,天长日久,非常辛苦。他曾经停止工作,将笔扔置一旁叹息道:“身为大丈夫,虽没有什么突出的计谋才略,总应该学学在国外建功立业的傅介子和张骞,以封侯晋爵,怎么能够老是干这笔墨营生呢?”周围的同事们听了这话都笑他。班超便说道:“凡夫俗子又怎能理解志士仁人的襟怀呢?”
4.孟宗哭竹
古时武汉长春观东边一片竹林,传说《二十四孝》中的“孟宗哭竹”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所以这里一直有个“孟宗祠”。文革的时候就毁坏了,至今未建。《二十四孝》原文:晋孟宗,少丧父。母老,病笃[音du],冬日思笋煮羹[音geng]食。宗无计可得,乃往竹林中,抱竹而泣。孝感天地,须臾,地裂,出笋数茎,持归作羹奉母。食毕,病愈。
诗曰:泪滴朔风寒,萧萧竹数竿。
须臾冬笋出,天意报平安。
释文:孟宗,三国时江夏人,今武汉市武昌区螃蟹甲人。少年时父亡,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即长春观东边竹林),扶竹哭泣。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后来他官至司空。
5.唐太宗亲试李泌
公元728年,京城长安举行了一次全国神童选拔,唐玄宗李隆基亲自登台观看。城楼下设有高坐,供神童们登台答辩。只见一位叫员俶的九岁孩子率先登台,舌战群童,击败了所有的对手。
唐玄宗非常高兴,将员俶叫到身边问:“还有比你更聪明的孩子吗?”员俶回答说他的表弟李泌年方七岁,才学比自己更高。玄宗立刻派人飞马把李泌接来。这时玄宗正与燕公张说对弈,便让张说以象棋为题,试试李泌的才学。张说出句道:“方若棋盘,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
李泌稍假思索即对:“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
玄宗听后觉得答得别致,寓意深刻,连忙把李泌抱在怀里说:“因为你年纪还小,如果七岁封官,不利于才智的发展。”接着又嘱咐李泌的父母要用心教子,使其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后来,李泌确实不负众望,大展经纶,成为肃宗、代宗、德宗三个朝代实际上的宰相。
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有哪些战术?
战略
不同的思想家对战略有不同的定义,而战略的内容亦与时并进,定义亦随之而改变。最理想的做法是由你自己的思维,经过思考,再由你自己定义什么是战略。
毛泽东的解释是: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通常指军事战略,即战争指导者为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依据战争规律所制定和采取的准备和实施战争的方针、策略和方法。
战略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对国内外形势的估量和对敌对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分析;对战争可能爆发的时机、战争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战略方针、战略任务、战略方向、战略阶段和主要作战形式的确定;战区划分;战场准备;武装力量的建设;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的研究;战略资源的开发、储备和战略后方建设;国防工业的布局和武器装备的研制、更新;动员体制的确立;国防工程的计划和实施;战略指挥系统的组建和完善;作战序列的确定;战略协同的组织;战略预备队的使用;战略后备的调配,以及如何抓好有关全局的枢纽和环节,适时实施战略转变,夺取战略主动权,等等。
中国古代常称战略为谋、猷、韬略、方略、兵略等。西晋曾出现司马彪以“战略”命名的历史著作。英语中与“战略”相对应的词strategy,源于希腊语strategos,原意是“将兵术”或“将道”。近代,战略在世界各国先后发展成为军事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现代战略涉及的范围日趋扩大,西方国家陆续提出了“大战略”、“国家战略”、“全球战略”等一类概念。“战略”一词现已被各个领域所借用,诸如政治战略,经济战略,科技战略 ,外交战略,人口战略,资源战略,体育战略,等等。
战略是同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依赖于社会物质生产 、 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人的觉悟程度,为国家或政治集团所规定的基本政策服务。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主观指导,对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起决定作用。战略同国家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面积、人口、资源、交通运输,以及作战地区的地形、水文、天候等,也有密切关系。
战略和战役、战术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战略对战役、战术起指导、制约作用。同时,战略企图的实现,又有赖于战役、战术的胜利。
战略的基本类型是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许多国家把正确确定战争目的和作战目标,及主动权、灵活性、统一指挥、集中兵力和节约兵力以及机动、突然和快速反应等问题,当作战略的一般原则 。这些都反映了战略思想的某种共同性。但是由于战争的性质不同,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民族、宗教、军事传统等条件的不同,以至统帅个人素质的差异,又使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战略,具有不同的特色。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和民族、不同性质的战争的战略,应该着眼其特点 和着眼其发展。
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领导下,实行统一战线,依靠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它经过长期战争实践的检验,具有丰富的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和战略的原理、原则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基本理论原则是:①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指导战争,使战争指导符合于客观实际。这是革命战争战略的立足点。②军事战略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以解放人民、建立和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为目的,这是革命战争战略的根本出发点。③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这是革命战争战略的基础。④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⑤积极防御,持久作战。这是统管革命战争全局的指导方针。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实施积极防御战略的主要方法。
革命战争战略的全面实施,还有赖于其他许多指导原则的正确运用,诸如巧妙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3种作战形式;适时正确地实施战略转变;掌握决战时机;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和稳定、高效能的战略指挥,以及按照“平战结合”、统筹兼顾等原则 ,周密而充分地作好战争准备,等等。革命战争战略这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必须按照不同的历史条件加以具体的发展和运用,依据新的情况,制定战略行动的具体指导方针,才能引导战争走向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按照现代战争的要求,不断改革部队的编制、体制和教育训练,加强军种、兵种建设,发展高新军事技术和研制新式武器,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力求有效地解决战争指导上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使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作好一切准备,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古时代的军事战略关键,在于支配财富的经济基础,因为后者意味着届时能有多少兵力可用在战场上。在中古初期,由于所有的财富均来自于农田和牧场,所以乡间都是主要的攻防地区。随着时代的发展,城镇透过贸易和工业,逐渐演变成重要的控制点,俨然成为财富的中心。
城堡的攻防往往是战争的重要元素,因为它们护卫着农地。居住在城堡中的战士会控制邻近的地区。随着城镇的发展,它们也需要防御工事的修筑。防卫与攻取城镇,逐渐地比争夺城堡变得更为重要。
在战场上的军队会用计取得重要的防守点并攻掠乡间地区,或制止敌军采取同样的军事行动。野地战通常会持续到粉碎敌军的侵略行动为止。例如在1066年的杭斯丁之役,就是由英格鲁撒克逊人群起作战,制止诺曼人的入侵。不过,英格鲁撒克逊人失败了,而诺曼人在威廉的领导之下,则在随后数年的征服战中,逐步确立在英格兰的控制权。955年的莱区菲尔德之役,日耳曼人与来自东方的马札儿侵入者作战。在奥图一世的带领下,日耳曼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终结了马札儿人的入侵。在732年,铁锤查理打败了摩尔人,终止了回教徒的入侵,并把势力扩展到西班牙。
克里斯、波提耶和亚琴科特等战役,是法军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力图阻止英军入侵的抗战行动,但是法国人在这三场战役中均告失败,使得英国得以入侵不断。不过,在这个案例中,英国人的入侵并未能让他们建立永久的控制权,而法国最终却赢得战争。
十字军企图在圣地夺取并保有重要的据点,藉以维持这个地区的控制权。十字军东征期间的诸多战役,都为了互相突破彼此的控制权。萨拉森人在萨拉丁的领导之下,于1187年赢得哈丁之战,为夺回耶路撒冷铺下成功之路。
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 即根据对国际形势和敌对双方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地理等诸因素的分析判断,科学预测战争的发生与发展,制定战略方针、战略原则和战略计划,筹划战争准备,指导战争实施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战略产生于战争实践,长期使用于军事领域,本义即军事战略。战略可按 不同的标准划分类型。按社会历史时期划分,可分为古代战略、近代战略、现代战略;按作战性质划分,有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按使用武器的类型划分,有常规战争战略和核战争战略(见核战略);按军种划分,有陆军战略、海军战略和空军战略;按作战持续时间划分,有速决战略和持久战略,等等。
凡属有关战争准备与实施,军事力量的建设和使用的全局性的内容,都是战略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为制止和推迟战争而进行的斗争;为对付战争而进行的长远准备和临战准备;战争爆发后的战略领导与指挥;结束战争的战略决策与处置等。
人类社会有了战争,就逐渐形成了战略。在中国古代,有关战争全局的筹划与指导曾使用兵略、谋略和方略等特定的术语表述战略。汉成帝于公元前26年命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任宏将兵书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等四类,其中兵权谋讲的就是战略。战略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西晋初史学家司马彪所著《战略》一书,后屡见于《三国志》、《廿一史战略考》等史籍中。这些术语,其核心含义与现代战略意义有类似之处,但与战役法、战术区分不严格,有时还含有政治、外交谋略和战法之意,使用也不统一。19世纪末,中国开始用“战略”翻译西方的“strategy”一词。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毛泽东关于战略的论述,奠定了现代中国战略定义的基础。英文“strategy”一词源于希腊语“strategia”。古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蒂努斯早在公元84~96年间就撰写了《谋略》(The Strategems)一书,
分析战略上成功的战例,以供将军们提高运筹和指导战争的能力。东罗马(拜占庭)皇帝莫里斯于公元580年前后写了一本训练高级将领用的军事教科书,名为《将略》(Strategicon),意为将道或统帅艺术,与战略名异实同。18世纪末,普鲁士的A.H.D.von比洛在其所著的《新战争体系的精神实质》中,将战略与战术加以区分,并赋予其定义:“战略是关于在视界和火炮射程以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而战术是关于在上述范围以内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第3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普鲁士C.von克劳塞维茨为战略所下的定义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战争论》第1卷第175页,商务印书馆,1978)瑞士A.H.若米尼认为:“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争区的艺术。”(《战争艺术概论》第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美国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军事战略的定义是:“运用一国武装力量,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国家政策的各项目标的一门艺术和科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战略的定义是:“在战争中利用军事手段达到战争目的的科学和艺术。”日本《世界大百科全书》为战略所下的定义是:“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运用力量的科学与策略。”《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为战略所下的定义是:“军事学术的组成部分和最高领域,它包括国家和武装力量准备战争、计划与进行战争和战略性战役的理论与实践。”古今中外对战略的称谓繁多,性质不同,定义各异,但有其相同之处;即都是指在一定时期,建设和使用以军队为主体的军事力量,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准备与实施,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为一定的阶级、国家、民族和政治集团的利益服务的方略。随着战略理论的发展,西方有的国家出现了更高层次的大战略、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及有关的发展战略。战略这一概念,已扩大延伸到军事领域以外,为其他许多领域所借用,泛指对全局性重大的、高层次决策的谋略。
战略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国家根本性的军事政策,是军事活动的主要依据,是运用军事力量支持和配合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的重要保障。它既指导战时,也指导平时;既指导军事力量的使用,也指导军事力量的建设;既指导准备与实行战争,赢得战争的胜利,也指导遏制战争,维护和平。战略正确与否,决定战争的胜负,事关国家和民族的荣辱兴衰。战略对战役法和战术具有指导作用,同时战役法和战术对战略也有着重要影响。
制约因素 战略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主要是:
政治因素 政治对战略具有统率和支配作用,决定战略的性质和目的,赋予其任务和要求,影响战略的制定、实施和调整。战略服从并服务于政治,满足政治的要求,完成政治赋予的任务。制定和实施战略,强调注重政治,充分考虑敌对双方的政治情况、战略的政治目的和政策要求,并善于运用政治手段。
军事因素 主要是军事力量和军事思想的因素。军事力量的强弱,对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活动方式及其结局有重大影响,对能否完成战略任务,达成战略目的,起直接的作用。军事思想先进与否,对能否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战略,取得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制定和实施战略,要运用先进的军事思想,力求正确估计敌对双方的军事情况,采取积极措施,有效地增强军事实力,为完成战略任务、达成战略目的创造条件。
经济因素 战略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经济能推动战略的发展,提高战略对环境变化的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增强作战手段的选择性。经济制约战略目标、战略方向、战略重点和战争规模的选择与确定。制定和实施战略,必须考虑敌对双方的经济情况。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是爆发战争和发生军事冲突的基本动因。战略所追求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或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科学技术因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战斗力。敌对双方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制定和实施战略的重要依据之一。当代高新技术与新式武器装备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 使战争的爆发方式、 规模、强度、过程、阶 段、持续时间和结局,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而引起了战略思想、作战方式方法、作战手段和战略理论的发展变化。积极发展高新技术,更新武器装备,为实现战略提供可靠的物质条件,并预见科学技术发展对战略的影响,以适应战略的需求。
地理因素 地理因素与国家安全有着直接的联系。国家的地理位置、幅员、人口、资源、交通等状况影响军事力量的强弱及效能的发挥。国家的地理位置、地形、气象、水文和周边的地理环境,对军种兵种建设、武器装备发展方向、战场建设、作战形式、作战行动、战略指挥和战略思想都有重大的影响。制定和实施战略,强调重视敌对双方的地理因素,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力求使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方法与战场地理环境特点相适应。
构成要素 战略的构成要素主要有:
战略目的 战略目的是战略行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是制定和实施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战略目的是根据战略形势和国家利益的需要确定的。不同性质的国家和军队,其战略的目的不同。对于奉行防御战略的国家来说,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特别是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和统一是战略的基本目的。确定战略目的,强调需要与可能相结合,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符合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国家的总体目标和国力相适应,满足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要求。
战略方针 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针,是指导军事行动的纲领和制定战略计划的基本依据。它是在分析国际战略形势和敌对双方战争诸因素基础上制定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不同的作战对象,不同条件下的战争,应采取不同内容的战略方针。每个时期或每次战争除了总的战略方针外,还需制定具体的战略方针,以确定战略任务、战略重点、主要的战略方向、力量的部署与使用等问题。
战略力量 战略力量是战略的物质基础和支柱。它以国家综合国力为后盾,军事力量为核心,在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战略目的和战略方针的要求,确定其建设的规模、发展方向和重点,并与国家的总体力量协调发展。
战略措施 战略措施是为准备和进行战争而实行的具有全局意义的实行战略的保障,是战略决策机构根据战争的需要,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学技术和战略领导与指挥等方面,所采取的各种全局性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步骤。
基本特性 战略的特性主要表现在:
全局性 凡属需高层次谋划和决策,有要照顾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性质的重大的、相对独立的领域,都是战略的全局。全局性表现在空间上,整个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战区、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都可以是战略的全局。全局性还表现在时间上,贯穿于指导战争准备与实施的各个阶段和全过程。战略的领导者和指挥者要把注意力摆在关照全局上面,胸怀全局,通观全局,把握全局,处理好全局中的各种关系,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关键问题;同时注意了解局部,关心局部,特别是注意解决好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问题。
阶级性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任何战略都反映一定的阶级、民族、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体现它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对抗性 制定和实施战略都要针对一定对象。通过对其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确定适当的战略目的,有针对性地建设和使用好进行斗争的力量,掌握斗争的特点和规律,采取多种斗争形式和方法,对敌抑长击短,对己扬长避短,以取得预期的斗争效果,是战略谋划的基本内容。
预见性 预见性是谋划的前提,决策的基础。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全面分析、正确判断、科学预测国际国内战略环境和敌友关系以及敌对双方战争诸因素等可能的发展变化,把握时代的特征,明确现实的和潜在的斗争对象,判明面临威胁的性质、方向和程度,科学预测未来战争可能爆发的时机、样式、方向、规模、进程和结局,揭示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是制定、调整和实施战略的客观依据。
谋略性 战略是基于客观情况而提出的克敌制胜的斗争策略。它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以少胜多,以弱制强,乃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方法。运用谋略,重在对战争全局的谋划。制定战略强调深谋远虑,尊重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多谋善断,料敌定谋,灵活多变,高敌一筹,以智谋取胜。
历史发展 自有战争以来,战略便出现于人们的战争实践活动中。随着战争和社会的发展,战略经历了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漫长过程。
古代战略 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战略开始形成的时期。早在氏族社会末期,如传说中的黄帝部族与蚩尤部族的涿鹿之战,以及进入奴隶社会之后的夏启伐有扈的甘之战、商灭夏的鸣条之战、周灭商的牧野之战等,有关战争的谋略已略具雏形,初步涉及到对战争胜负因素的分析,认为有德不可敌,哀兵可吉,师出有律,失律凶也;强调运用谋略、战法和阵式,如争取与国,剪敌羽翼,乘势而动,量力而行,伺隙击弱,机动进退,车徒配合等。这在《尚书》、《周易》以及《军政》、《军志》等古籍中皆有记述。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战略迅速发展的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持续时间的延长,在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时,重视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对战争的作用,强调义兵、义战,注重变法图强,富国强兵,并从战争的长期性上着眼战略指导问题。齐桓公提出的“尊王攘夷”,晋文公的“联秦制楚”,吴国的“三分四军”等,都是这一时期战略运用的典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诸侯国“合众弱以攻一强”和“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联盟战略,如合纵抗秦、连横破纵、远交近攻等。秦为统一六国,还实施了一系列进攻战略。这一时期产生了《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一大批著名兵书,奠定了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的基础。其中尤以《孙 子》为最。《孙子》揭示了战争的普遍规律,论述了驾驭战争克敌制胜的许多原理原则,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军事战略理论。
秦汉至清朝是战略进一步发展的时期。秦朝以墙(长城)制骑,“用险制塞”(《史记》),实行军事筑城安边设防的防御战略。汉高祖刘邦文武并用,治国治军,富国强兵,重视基地建设。汉武帝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实行“以骑制骑”之策,注重发展骑兵集团,采取长驱千里出击、远程奔袭、正面冲击、翼侧迂回的骑兵进攻战略,并实行兵农结合,军屯实边,强边固防政策。秦汉修驰道,疏江河,重视全国性的交通网建设。兵书《黄石公三略》论述了民本思想,认为:“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弱胜强者,民也。”《淮南子》中的《兵略训》阐明了政胜、众胜、谋胜之道。三国时期,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略运用最为出色,如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诸葛亮的《隆中对》是古代料敌审势,因情定策制定战略的典范。马谡的攻心战,运用惑敌、诱敌、动敌、误敌等计谋均收良效。隋唐时期,在用兵上更多地表现为军政兼行,恩威并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采取中外相维、重首轻足、内重外轻、居重驭轻和扼制要地的战略布局,居关中,以临四方,便于机动和控制;对据险养威,建立基地,坚守城邑,围城打援,轻骑急袭的运用也很成功。著名的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阐明夺取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用兵原理原则,发展了古代兵书中的奇正观,探讨了一系列战略理论问题。宋朝为抗击骑兵攻击,利用江河坚城为屏障,并在筑城防御中增加了火力要素,使城市防卫战法颇有创新。宋朝坚持办武学,培养高级军事谋略人才,颁布了第一部军事教科书《武经七书》,并有《虎钤经》、《武经总要》、《何博士备论》、《守城录》、《历代兵制》、《百战奇法》等汇辑性和专题性的军事名著,论述了战略理论问题。元朝攻打南宋时,采取骑兵和火器相结合,实行远程战略迂回和步、骑、水军联合多路进军的进攻战略。明朝实行防御战略,沿长城一线因险制塞,以点制面,以墙制骑,精兵机动与城守结合;在沿海地区,则陆海结合,分区分要点设防。明朝的著名军事著作有《武备志》、《登坛必究》、《筹海图编》等,论述用兵要则、军事地理、海防理论等战略问题。清朝前期采取了徐图渐进,长期消磨的战略,削弱和破坏明朝的战争潜力。从康熙帝开始,一改历代“墙守”观念,提出以“蒙古为长城”的战略思想,在安边固防中取得重大成就。
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农民战争,在战略上也有其特色。主要是:利用时机,揭竿而起;除暴安良,广收人心;飘忽不定,流动作战;乘虚蹈隙,以战养战,等等。
在西方,古代希腊、马其顿、罗马、迦太基等进行的战争,对西方古代战略的形成和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当时战略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训练和装备军队,组织远征,组织协同,规定作战线,实施机动,争夺交通线,筹集人力、物力,支持持久战争等。5世纪之后,欧洲各国先后进入封建时代,战争长期在骑士制度支配下进行,战略发展缓慢。15世纪之后,欧洲一些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火药、火器的运用使西方各国军队装备编制及战略随之发生了较大变革。意大利N.马基雅维里的《战争艺术》等军事著作,在西方军事学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改革军队编制,运用炮兵,实施一翼突击的机动作战等战争实践活动及其战略思想,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战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
近代战略 16世纪之后,是欧洲资产阶级近代军事战略的形成与发展时期。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一系列被迫处于内线作战的战争中,善于有节制地使用兵力,运用频繁的机动和翼侧攻击的战法。英国的H.劳埃德论证了基地、作战线、地形、战场面积、军队数量等的相互关系及其在战略上的运用。18世纪,拿破仑一世在长期战争中,创造了许多新的作战方法。他强调选定主要作战方向,快速机动,集中优势兵力,以突然迅猛的进攻,出其不意地袭击歼灭敌人,并建立强大的预备队等原则。C.von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经典。A.H.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是西方全面论述战争和战略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对资产阶级战略理论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使用坦克、飞机、军舰等新式武器装备为基础的战略理论相继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德国H.K.B.von毛奇的速决进攻战略;德国A.von施利芬的速决和歼灭战略;美国A.T.马汉的以海权论为中心的海军战略。20世纪初期,爆发了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初期交战双方都信奉速决进攻战略,企图通过强大兵团的机动作战,迅速结束战争。然而,在绵亘的阵地上实施攻防战和持久的消耗战,使战争陷入长期僵持局面。战略指导落后于战争现实的情况甚为明显。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战略理论。他们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创立了关于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学说,提出了人民战争、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原则。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以后的国内战争和粉碎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全面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战争思想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支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提出了建军原则。这些先进的战略指导原则,奠定了无产阶级战略理论的基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师夷制夷”的主张,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倡办兵工船务,模仿西方军制,移用西方操典,建立新式海军,编练新式陆军。清朝政府在战略上内外并重,注意边防、海防要塞建设。但由于政治上的腐败,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中遭到惨败,“师夷制夷”的战略主张未能实现。这一时期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政情,提出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之道。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战争,采取略城堡,舍要塞,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远程奔袭战略,长驱湘鄂,直取南京,建立了天朝,后因内讧和战略指导失误而归于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为目的,采取团结海内外爱国力量,筹集款械,联络会党,组织武装起义,先在一二个省举事,尔后张势于全国的战略,终于取得了胜利。中国近代的战略反映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特点。
现代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G.杜黑的空中战争理论,德国E.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理论,英国J.F.C.富勒的机械化战争理论,对世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产生过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些参战国的军事战略。德国A.承袭了施利芬、鲁登道夫和富勒等人的歼灭战、总体战争和机械化战争理论,采取以闪击战为核心的进攻速决战略,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军事思想保守落后,迷信马奇诺防线,实行消极防御,很快失败。美国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发挥海军和空
曹操的性格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系于被劫之后,这种,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乃是怕别人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曹操是英雄的理由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②;“拨乱之政,以刑为先”③。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①。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②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③,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④。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⑤。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⑥。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①。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②。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③。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④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①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②。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③。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①。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②。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①。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②。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③。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祚。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系于被劫之后,这种,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乃是怕别人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兖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①。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②。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①。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②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③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④。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
“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⑤。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①。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②,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③。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④。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同志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同志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曹操功绩
曹操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在政治上的功绩亦是不凡的.
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消灭了东汉末期中国北方的军阀割据,统一了中国北方,奉行民族和解政策,和匈奴和解,迎回蔡文姬,对文化发展有贡献.政治比较清明,民生有一定恢复.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基础,为三国重新统一归晋埋下了伏笔.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系于被劫之后,这种,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乃是怕别人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220),曹操还军洛阳。当月,病死在洛阳,终年六十六岁。这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曹操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都是不朽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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